十月事件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事件?对此,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争论了将近半个世纪。

    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确认,这是一场“反革命企图复辟的进攻”。理由是:一些混进“群众活动和武装起义的队伍中”的“反革命势力的目的”,不是要求党和政府“改正错误,而是推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和劳动人民的政权。这些反革命势力的目标就是消灭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和在我国恢复资本家———地主的制度”。因此,“手持武器反对国家政权的那些队伍的成分,以及武装起义的性质很快地改变了。”不难看出,卡达尔的事件性质,“变化论”是一块说黄道黑的遮羞布,为自己11月1日前后截然不同的行为进行辩护,以推卸自己的责任。

    正因为当权者的卡达尔对十月事件所定下的这种调子,也直接影响了匈牙利的某些学者对事件的性质不能做出公允的评价。如匈牙利科学院院长拜兰德·伊万,在1989年3月接见日本《读卖新闻》社记者时说道:“当时是为了否定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建立尊重人的社会主义,动机是正确的。但是,进入11月份以后,开始出现了右翼分子要求恢复到战前体制的倾向,人民起义与反革命因素混在了一起”,因此运动“作为人民起义发生,进入11月份后转变为反革命事件”。

    苏联、中国、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越南、朝鲜等多数社会主义执政的共产党都异口同声地认定十月事件是“反革命性质的事件”。而波兰、南斯拉夫等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则认为十月事件是“正义的斗争”、是“要求改革的运动”。这在两党领导人给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书信中得到了说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事件发展到高潮时,对以卡达尔为首的劳动人民党、纳吉政府和匈牙利人民寄予极大的同情与支持。10月2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致匈牙利人民书》中写道:

    “匈牙利兄弟们:我们觉得,在你们不幸的日子里,我们决不能保持沉默。若干世纪以来,对自由的共同热爱一直把我们两国人民结合在一起。在过去这一世纪中,我们曾肩并肩的同侵略的君主作战,来争取自由。十二年前,我们曾同纳粹法西斯、同国内的地主以及工厂主作战,来争取自由。甚至在过去几天中,你们同我们同时而且互相声援地展开了争取我们两国国内的社会主义民主化和争取社会主义各国关系中的平等和自主的斗争。”明确表示支持“匈牙利的全国统一政府的计划”,因为“这是一项社会主义民主化、改善生活水平、成立工人委员会的计划、一项要求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和把和苏联的友谊建立在列宁主义平等原则上的计划”。“我们认为,这项计划是符合于匈牙利人民和整个和平阵营的利益的。”“你们和我们都是……站在自由和社会主义这一边的”。

    南共联盟总书记铁托在10月29日《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主席团的信》,首先指出这是一场旨在反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集团“所执行的错误和有害的政策”的“武装斗争”,“事件的意义远远超出匈牙利的疆界,因为它们还直接影响到总的国际社会主义发展的利益”。并且“对匈牙利的一切进步人士更非常钦佩”。赞扬匈牙利政府10月28日的声明,支持“匈牙利新的政治和国家领导的政纲中”提出的实现“公共生活的民主化,实行工人自我管理和民主自治、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确定在平等及尊重主权的基础上、倡议就撤退苏军问题进行谈判等等,以及上述政府声明中对匈牙利局势的性质所作的现实估计,都证明了目前的国家和政治领导的政策已经同匈牙利劳动人民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愿望合而为一了”。

    我们认为评判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首先要看到他的主体是什么?主要的倾向是什么?以往多数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之所以视十月事件为反革命事件,主要是过分地夸大了极少数的社会残渣余孽和反革命分子企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复辟资本主义的作用,而忽略了绝大多数工人、爱国知识分子、大学生和部分人民军的官兵等民主社会主义力量,在这次正义斗争中所起的主导作用。他们旨在要求党和政府抛弃已经僵化的斯大林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应该说广大人民群众是这次正义斗争的主体;这次起义的主要倾向是要求改革,反对苏联对其主权的粗暴侵犯。1989年2月12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发表的中央全会公报,在谈到1956年10月事件时说:“在1956年,领导在革新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政治性的爆炸。爆发了真正的起义,人民的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但从一开始就混杂了企图复辟的势力、社会的残渣余孽和声名狼藉的分子。到10月底,反革命的行动增多了。”至于说到一些混杂其间的反革命分子,并不是运动的主体。他们所进行的反革命的罪恶目的,并没有代表运动的主流倾向。